本币持续升值通常会削弱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压缩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然而从世界历史来看，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都曾面临更大的本币升值压力，但仍实现了“升值繁荣”。专家提醒广大出口企业，面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只有科学认识汇率，加速国内产业升级，才有可能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实现“升值繁荣”。

 

　　人民币持续升值　外贸顺差大幅下降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已先后３０余次改写纪录，年内累计升幅超过４．２６％。４月１０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以６．９９２０元人民币兑１美元首度破７元。按照汇改时８．１１的汇率计算，人民币迄今累计升值幅度达１５％，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冲击已日益突出。

 

　　从进出口总量来看，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２００８年２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１６６１．８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１８．４％。其中，出口增长６．５％，增速比上月大幅下降２０．１个百分点；进口增长３５．１％，增速比上月上升７．６个百分点；２月份当月实现贸易顺差８５．６亿美元，比上月减少１０９．３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２３７．６亿美元大幅度下降。

 

　　出口产品亟待走出低水平竞争的老路

 

　　从出口的国别结构来看，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的升值，对出口增长的负面影响将因为人民币汇率相对非美元区货币的相对贬值而有所对冲。自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份以来，我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速开始不断下滑，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份的１３．５％，下滑到１１月份的１２％、１２月份的６．８％、２００８年１月份的５．４％，２月份的－５．２％。

 

　　与此相反，２００６年以来，中国对欧盟等非美元区国家的出口则快速增长。

 

　　南京大学金融与保险学系主任于润教授指出，改变出口的国别结构是化解短期汇率压力、寻求新的比较优势的途径之一，但不应是着眼于投机的短期行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出口产品亟待走出低水平竞争的老路。

 

　　于润说，金融全球化环境中短期内汇率的频繁剧烈波动已成为常态。我国出口企业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更多地关注中长期的汇率走势。因为短期的汇率波动是由许多不确定因素决定的。此次人民币的快速升值主要来自于次贷危机美元贬值的原因。短期的汇率波动还有其他因素，比如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国际游资因突发事件而大规模流动等等，加上目前网络金融的高速发展大幅提升了汇市交易速度，使短期内汇率波动更加频繁、激烈。

 

　　因此，要想预测短期内汇率走势极为困难。目前我国企业缺乏必要的金融信息、人才和工具的配合，不能抱太多的投机幻想，否则将面临很大的风险。

 

　　而中长期的汇率波动则是基于一国购买力平价的变化，源于产业结构以及综合国力水平等，相对比较容易把握。从目前的各种综合指标来看，美元在中长期内有可能由弱走强。面对短期汇率变动，我国出口企业可以调整出口国别市场、也可向国内市场转移；面对长期汇率变动，我国出口企业则需放远眼光，加速产业升级，加大海外资本输出力度，在调整中积蓄实力、图谋长远。 国内产业升级才能应对长期汇率波动 实现“升值繁荣”

 

　　南京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张二震教授强调，面对人民币持续升值压力，企业大可不必惊慌，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企业的成功先例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从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８９年，韩元升值了２５．３％，但韩国创造了经济繁荣，被列为“亚洲四小龙”。战后的日本经济起飞后，日元开始大幅升值，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到８０年代末期日元兑美元从３６０∶１一度升至最高时的８６∶１。面对日元升值压力，日本坚持“贸易立国”的国策，不断实施产业升级战略，注重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根据“雁行模式理论”，进行海外资本输出，保持持续顺差，创造出“升值繁荣”的奇迹。 日本企业的成功在于自身产业结构以及产品结构的不断优化。他们以积极的态度应对汇率变化，努力提升自身竞争力水平，将压力转化为动力，最终使日本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我国出口企业该如何进行产业更新换代，以应对汇率的剧烈波动？

 

　　张二震说，现在我国出口产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它们大多数是以跨国公司的加工车间的形式出现，主要依靠的是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少之又少，因此用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成了当务之急。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阶段，只有抓紧时间，利用本币升值的机遇扩大高新技术和先进设备的进口，用信息化推动工业化，才能占据先机，争取主动。

 

　　张二震特别强调说，改造传统产业并不是说就要抛弃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毕竟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所在。外商之所以来投资是因为看重我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改造劳动密集型产业正是要利用高新技术，提升产品的档次和竞争力，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进行跨国经营，使我国经济获得健康长足的发展。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基础较好但出口受到冲击也相对更大，产业升级的任务更为紧迫。

 

　　目前上海自我定位成为国际金融、商贸、航运中心，江苏、广东等地区要充分利用这一点，将自己的目标定位为“世界工厂”的高附加值产品制造中心，推动技术创新，充分利用资源的聚集效应，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只有这样，才能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水平，提高抵御汇率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