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来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的非市场风险主要包括：东道国政治动乱风险、政策与法律风险、文化差异风险、合同条款风险、项目价值风险和企业内部运营管理风险六种类型，企业的对策建议如下：
（一）企业要尽量做好做足“走出去”开展海外投资的前期功课。
企业“走出去”之前要做好人才储备，搭建好相应的项目经营平台，企业的管理层应真正具备风险管理的意识，深入了解掌握东道国当地的政策法律、民族宗教、文化民俗等方面的情况，对风险程度不同的国家（地区）制定差异化的进入策略和风险防范策略，认真做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及风险评估。如果风险超出预期或难以控制，则即使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前期费用，也必须果断终止项目，避免因小失大。
（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
在对外来投资反应较为敏感的东道国，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特别是资源能源类的海外投资）中，投资或合作形式方面可灵活多样，不必绝对以获得股权或控股权为最高目标，此时可以视情放弃股权之要求，代之以获取资源能源的稳定供应权益，以减少东道国的民族抵触情绪等所带来的风险。
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中可以视情选择与各国企业开展合作（包括与东道国企业、世界知名跨国公司的合作），这样不仅可以降低风险，同时也可以学习和借鉴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经验。例如中石油公司与BP公司合作中标伊拉克油田项目是近期成功的典型例子；中海油公司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多以参股、联合竞标等方式进行（这也是中海油公司规模及现金流较小的缘故），大大降低投资风险，获得了较高的投资成功率。
（三）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实践中要避免授东道国以口实。
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的过程中要处理好与东道国的关系，对投资风险防范于未然。一是不违法。注重学习东道国针对外资的法律规定，认真遵守东道国当地法律（包括税法、反商业贿赂法、环保法、劳工保障法、工会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公司法、物权法、合同法等法律）、尊重当地宗教民俗和文化。二是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积极与当地社会各阶层沟通交流，在社会慈善、用工制度、保护当地环境等社会责任领域以较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三是尽力实施用工的本地化。
（四）在特定的巨额海外投资合作或工程承包项目中，我国企业应要求东道国方面提供足够的有效担保。
以所谓的“贷款换资源”为例。近几年来，我国已经与委内瑞拉、巴西、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安哥拉、加纳等多个国家签署了涉及数百亿美元贷款支出的合作协议。从“贷款换资源”合作协议的实施程序上来看，我国的贷款先行付出，而对方的资源能源之后供应，这无形中就形成了一定的风险，极有可能出现“款贷出去了”，而资源能源没能“进来”的局面。这就要求我国企业在谈判合作协议时必须要求对方提供担保，并且要特别注重对方所提供担保的有效性。如对方贷款企业是国有矿业公司时，应尽可能要求对方政府提供担保，而不是仅限于由某个企业提供担保。
（五）海外投资经营发生风险后，企业要采取积极而适当的补救程序。
风险是一种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客观存在，即使采取了投资前的预防性策略和投资中的分散风险等策略，也不可能完全杜绝风险。以东道国国有化的政策与法律风险为例，一旦面临此类海外投资风险，我国企业应当及时采取以下补救措施减少损失。
第一，做好谈判工作。在东道国国有化政策公布以后，如果发现所公布的政策有可协商的余地，我国企业就要积极与东道国政府进行沟通，在交流中阐明由此可能对双方造成的危害。在谈判过程中，企业应以友好的姿态，向东道国政府表明企业投资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带来的好处，并适当做出一些让步。当然，还要将情况尽早通报给我国的有关部门，政府和企业联手与东道国政府进行外交途径的谈判必不可少，效果也会更好。
第二，争取有关方面的支持。如果风险发生后的谈判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我国企业就应想办法争取外界的支持。包括争取东道国“朝野”政党等多方政治势力的同情、支持，寻求友好国家的调解和干预。但其间如若我国企业错误地估计了双方的力量对比和东道国的决心，就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第三，诉诸法律。当谈判最终破裂，东道国政府正式启动国有化政策，企业就应果断地将争端诉诸于东道国法院或国际法庭，以期获得赔偿。一般应先向东道国的法院起诉，因为它的判决在东道国具有良好可执行的法律效力；另一个选择就是向国际仲裁法院起诉，目前可受理国际投资纠纷的仲裁机构有巴黎的国际商会仲裁院、瑞典斯德哥尔摩高等仲裁院、华盛顿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
第四，放弃资产所有权，争取与东道国政府签订管理合同。对于跨国投资企业来说，与东道国签订管理合同，也是风险补救的一种有效途径。如委内瑞拉政府征用外国的石油公司后，同时与征用对象签订管理合同，合同规定由跨国投资者在原地继续勘探、钻井，炼油和销售。实践证明，海外投资不一定要拥有资产、掌握股权才能获利。如若前述策略均未能奏效，我国企业可以考虑放弃资产所有权，换取与东道国政府签订管理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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